欧洲的现代国家建设也经历了类似历程。

2.《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三）违反法定程序的……但该法第七十四条同时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可以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法的实质正当性是法治国下更高的价值追求，其一方面决定了博弈过程中加入公益维护、私益保护等多种考量因素，在多种因素综合衡量后选择维护法的安定性原则还是贯彻依法行政原则。

在不同时间维度内、不同空间维度内或不同违法行为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案件，当然属于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案件。对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意涵，不同学者有不同定义，但对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却有相当的共识，主要包括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律关系内容(行政职权、行政职责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等) 和行政法律关系客体(行政行为)。当然，对于简易程序、小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案件，依照利益衡量标准的三项指标， 则没有法制审核的必要性。法定程序强调的是程序的成文化外观，而正当程序更强调程序的内涵和价值。（2020）桂行申704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法制审核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

法制审核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执法制度，要落在实处，需要准确把握其功能定位，具体的适用情形、审核的内容和司法审查的深度及强度。裁量基准的概念，理论界和实务界虽未统一，但大同小异。对于超最低限度有效性保护，国家机关可根据法律上与事实上的可能性，尽可能有效地达成。

对于一个履行国家保护义务的行为，只有通过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三个子原则的依次检测，才具备合宪性。[xxx]参见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53页。在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中，基本权利被分为确定性权利和初显性权利。国家机关对于第三个层次的义务裁量，只能在履行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义务的基础上进行。

主观权利推定的证成方式，也凸显出其对受国家保护作为主观权利的证成力度。在行政案件中，保护义务的履行首先体现在原告资格确定上，法院需要从基本权利保护角度来判断原告资格的有无。

保障在现代汉语中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保护，使不受侵犯和破坏。在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中，基本权利性质理论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核心，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与基本权利性质理论密不可分。以上分析尚属基于对我国宪法文本的解释而作出的理论推断。公民有……权利、公民有……自由、公民的……不受侵犯，是我国宪法表述基本权利的通常形式。

在合宪性解释的适用范围上，法院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覆盖民事、行政和刑事所有类型的案件。我们可以说基本权利源于自然权利，但绝不可将基本权利和自然权利等同。承认主观权利与确定内容相同的纯粹客观义务相比意味着更高的实现程度，这基本上排除了将基本权化约为纯粹的基本权利益或基本权反射利益。[liv]参见李海平：《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23页。

该判决之争点在于国家负有保护个人免于受到第三人侵害之义务。对受害人而言，应当符合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保护措施满足最低限度有效性要求。

此时，法律体系尚未形成，权利也不存在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的划分，国家负有保护私主体的义务只是一种道德义务。[xxiv]参见前引[20]，阿列克西书，第267页。

依赖人性尊严条款证成具体基本权利保护，不可避免地会缩小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宪法第33条第3款概括地规定了人权的两个不同主观权利面向：受尊重权面向和受保护权面向。[iii]参见前引[1]，张翔文，第32页。最低限度有效性保护义务派生于受保护权的规则属性。一般而言，一项宪法权利主要由关系结构、属性定位和效力实现三个要素构成，分别对应权利关系的主体、性质和内容。该理论与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具有很强的亲缘关系，大致延续了后者对基本权利进行价值抽象的思路。

龚向和、刘耀辉：《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第59页以下。第三，私人行为未被禁止乃至被许可，既不意味着国家参与了这一行为，也不意味着国家必然对私人行为负责，其取决于是否存在国家保护义务及其对应的受保护权。

借助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的理论预设，基本权利突破了防御权的公民—国家二元关系，扩展至国家保护义务的三角关系之中。[liv] 结语：迈向双重主观权利性质的基本权利理论 自从我国引入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一直是学界普遍遵循的理论范式。

三是国家是否在超过最低限度有效性之上采取行动。例如，卡纳里斯认为，客观价值秩序乃是陈词滥调，毕竟任何一个层级的规范都包含价值评价，并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作出决断。

在履行方法上，对于保护性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行政机关须将基本权利作为法律解释的考量因素，在体系上与基本权利保持一致，并将保护基本权利作为法律目的的一部分。这些表述形式均可被理解为对基本权利防御功能的确认。[xv]这无疑是明确了国家保护义务和受保护请求权的对应关系，直接承认了受国家保护作为主观权利的性质。此后的一些判决似乎意识到这一问题，有意弥补这一漏洞。

基本权作为最佳化命令的论证方式，并未立足于宪法文本，而更倾向于文本之外的理论证成。在实证法意义上提及权利的概念，需要分清该权利是基本权利还是民事权利。

魏迪：《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以德、中两国为审视对象》，《当代法学》2007年第4期，第104页以下。（二）受保护权的属性定位 前文对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但质疑对象更多是基于原则证成受保护权的论证路径。

其之所以为宪法权利在私人间的适用设定国家行为条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事权利国家保护和基本权利国家保护的区分。与受保护权对应的国家义务包括两部分内容：最低限度有效性保护和超最低限度有效性保护。

就证成过程而言，从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证成国家保护义务，更倾向于脱离宪法文本的政治哲学式论证。[viii] Vgl.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Grundrechte als Grundsatznorm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der Grundrechtsdogmatik, in: Der Staat 29(1990), S.24 ff. [ix] [德]Christian Starck：《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杨子慧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32页。[lii] Vgl. BVerfGE 88,203,309. [liii]参见[德]哈特穆特·鲍尔：《新旧保护规范论》，王世杰译，《财经法学》2019年第1期，第102页以下。[xxxiii] 与人性尊严条款证成路径相比，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基点证成国家保护义务，可以避免受保护权仅限于尊严核心的质疑。

就这一目标的实现而言，从主观权利基点推导国家保护义务，相对于从客观价值基点的推导更具优势，[xxvi]其不仅伴随着与国家义务履行相对应的请求权和事后救济，还可化解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的上述困境。上述三种模式中，第一种模式对于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具有高度依赖性，客观价值秩序是国家保护义务的唯一根据。

这一推断结论还可在该理论的原产地——德国得到验证。正如公法和私法具有本质差异，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在调整的关系领域、主体范围、调整理念和调整方式上，也都存在根本不同。

第一，国家义务形态的混淆不清。但是，国家机关没有选择超最低限度有效性保护措施，并不能认定为侵犯受保护权或者违反国家保护义务。